浅谈陈寅恪“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陈寅恪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受前人钱谦益治学方法的影响，而提出了著名的“文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当中，文学作品的创作往往是作者抒情言志的产物，它既反映着作者深厚而复杂的内心情感，也反映着作者对外在世界敏锐而细致的感受。而对于历史的撰写来说，由于史料的记载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我们现今看到的史料会有很多的曲笔、隐晦的地方，不能十分详尽、完全真实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在文学研究当中，研究某部作品中隐含的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以及作者对当时时代社会的观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当时具体的时代细节与社会情境具有重要的帮助。相应地，通过研究大量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对于我们更全面宏观的了解与体察当时社会的思想潮流与时代动向，更起到重要的作用。此时，通过文学作品呈现的时代社会风貌与历史史料中展现的社会历史风貌两两对照，相互补充，一方面能让文学研究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之上，深入了解作品的背景，把握作者的用意，努力再现作者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形成这样的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让历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曲笔、隐晦的记录，得到更生动、具体的还原。
基于这种思路，陈寅恪先生在论述“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的时候，曾提到：在以史证诗、或是以诗证史过程当中，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他所谓的“了解之同情” 这个概念之中。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建立在“古典” 与“今典” 结合之上的“了解”，即以扎实的史料考证工夫廓清文本的词源学意义（“古典”）及其背后可能隐藏的具体历史事件（“今典”）；二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同情”：即对研究对象（包括作家和作品）予以审美想象和情感投射。显然，将“了解”（历史考掘）与“同情”（审美沉思）结合起来的方法，既避免了无事实根据的印象式批评的弊端，又摆脱了考据批评的繁琐和僵化，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让历史考掘与审美沉思相互制约的批评方法不失为阻止过度诠释的一种有益尝试。
在“了解之同情”研究精神指导下，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几个问题：
1.“个性”与“通性”的关系
梁启超曾提出：“善为史者，能于（小说）非事实中觅出事实”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小说、诗歌等充满个性化的写作，虽然具体的人物、情节、艺术手法各不相同，存在大量失真之处，但在这些个性的背后，往往存在着符合当时社会历史的事件。在文学作品当中，许多作家喜欢运用夸张、虚构的手法来表现主人公的情感性格，比如：《水浒传》中，武松醉打蒋门神情节可谓脍炙人口。虽然在具体的历史中，这种情节有些失真，但元明之时，雇佣犯人外出劳役，参与社会活动却也是当时存在的历史事实。在《儒林外史》中，周进与范进二人在中举之后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待遇，周进教过书的书馆立起“周老太爷”的“长生牌”，以及范进中举之后胡屠夫立即许配他的女儿嫁给范进等情节，虽有些戏剧化处理，但明清之际，士子中举、中进士之后，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却也是客观事实。由此观之，在以文证史过程当中，通过文学的“个性描写”，透析历史的“通性史实”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要一环。
2.“古典”与“今典”的关系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说，诂释诗章，一为解释辞句，即旧籍之出处；一为考证本事，即当时之事实。前者为古典，仅是字面；后者为今典，才是实指。在王维的《漆园》诗：“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枝树。”中，题目是借漆园之名，用庄周曾任蒙漆园吏的典故隐喻自己卜居此地非为性傲，实在是因为缺乏经邦济世的才干。而“婆娑数株树” 是用《晋书》的典故：“殷仲文与众人到大司马府，见府中有老槐树，观看良久，叹息道：“此树婆娑，无复生意。”所以此处“婆娑数株树”一语双关，从“ 婆娑”的字面意义看，可以理解成往来蹀躞于树下的闲居生活；从典故的含义看，又是指诗人虽寄身微官，但已如老槐一样没有生机，难以复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王维的这首诗在“古典”意义上是巧用庄子浮生如寄、偶游天地之间的虚无主义人生观来解释自己亦官亦隐的行迹，但在“今典”中，却是明咏庄子，实则自嘲，用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心灰意懒之哀叹深含于自嘲的语气之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解释文学的词句内容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范畴，而考证“古典”与“今典”的出处却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两者互相融合借鉴，才能了解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与思想内涵。
3.“表层”与“深层”的关系
在文学作品当中，作品的“表层”内涵大多在具体内容当中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而作品的“深层”内涵往往需要考辩一定的史实，以及文学作品产生的前提、经过才能体悟。在小说《西游记》当中，全书的叙述结构，从总体来看是由“孙悟空大闹天宫―唐僧取经缘由―师徒西天取经”三条线索组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杂剧《唐三截西天取经》等，基本上是以唐僧为主角的宗教取经故事。到了世德堂本《西游记》、杨致和本《西游记传》、朱鼎臣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清代百回本《西游记》等作品中，逐渐变为以孙悟空为主角英雄传奇故事。从表层来看这是一种叙事策略的变化，化平淡无奇为奇秀灵动；从深层来看，是它叙事空间提供给我们的文化信息，隐含了明代中后期的某种文化时尚，部分迎合了当时中下层人的文化期待与心理，甚至是知识阶层对改良社会文化秩序的一种文字上的曲折宣泄。这是《西游记》叙事过程中的文化附加值，也是对文化惰性变迁的一种张力。在对主角孙悟空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先入道教学习法术，法力无边，但却始终无法逃脱佛教如来佛的手掌，因此最终出道入佛，皈依佛门。而我们考察明代早期的文化政策可以发现，明代的开国统治者朱元璋由于早年佛门的经历，故而较为重视对佛教的扶持，而对道教的态度比之于唐代也比较消极。此外，道教仙术诸如长生不老一类的利己主义观念与佛家普度众生的思想也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孙悟空十万八千里筋斗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也就是暗喻了佛教“文化软实力” 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除此之外，第十二回“玄奘秉诚建大会，观音显象化金蝉。”，表层意义上是小说作者将唐僧家世、唐太宗扬佛相国寺、观音寻得取经人三方面故事聚拢起来，为推动情节的发展进行的一次取经缘由叙事，而更深层次上是作者从中国古代传统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以血缘关系衍生出来的宗法政治制度出发，通过唐太宗与唐僧结拜兄弟的形式，让唐僧真正成为“ 家天下” 中重要的一员，并通过唐僧取经来维持其统治秩序永世长存的神话。所以，在进行文学作品的分析时，根据其客观历史背景条件进行的小说内容的深层次分析，才能较为清晰地体悟作者的创作意图。
4.“明言”与“隐言”的关系
《诗经》创造了比兴的手法，比是譬喻，兴是寄托。《离骚》继承了《诗经》用譬喻来表情达意的传统。香草美人，以比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比君王；宓妃佚女，以比贤臣。历代文人墨客大多遵循《诗经》、《离骚》的表现传统，来表达自己的寄托感怀。在苏轼的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中，诗人句句都在通过以譬喻的手法，表达自己不能识人，受到他人诽谤，进退无路，孤立无援，没有知己，却也不甘依附他人，自甘冷淡的心情。全词借物寓言，融合比兴之旨趣于具体的创作当中，明言写景，隐言写情，委婉而动人。在中国古代的诗词当中，通过咏物之词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内容数不胜数，明晰了中国诗词中“比兴”的历史传统，对于把握具体诗词当中“明言”与“隐言”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诗史互证，更包括小说与历史，戏曲与历史等等其它文学类型与历史的互证。而在现代学术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文学与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的过程当中，对于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知识的掌握，无疑更是在推动着“文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走向更为全面、广阔的发展路途。因此，在我们每一位研究者的实际研究当中，如何尽可能的丰富自己全面的知识学养，是我们务必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旭春. 文史互证与诠释的限度[J]. 外国文学评论，2008(01).
[2]卞孝萱. 文史互证与唐传奇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02).
[3]龚际平.《西游记》的表层与深层结构[J]. 时代文学(双月版) ，2006(06).
[4]周裕锴. 《沧浪诗话》的隐喻系统和诗学旨趣新论[J]. 文学遗产，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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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2019/12/17 11:26:25 | 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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